决断系统会把这些要求过滤掉，它只关注现行有效法律[1]171。
最晚到20世纪60~70年代，开始出现了更具有科学性的法理学，其核心的工作，就是试图通过某种理论的研究，区分出法律与非法律的界限。是什么的问题，就变成了如何可能的问题[17]。
20世纪以来，随着社会科学的发达，此前将社会理解成是某种法律之建构的做法(契约论传统)已经被抛弃。科学语境下法律是什么的意义未必能够直接运用到司法实务之中，直接转变成法教义学中法律的定义，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没有实践效用。德国社会学家卢曼(Luhmann)借鉴了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生物自创生理论、形式理论、现象学等交叉学科研究成果，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方法论工具，并将它们运用到对现代法律的观察和研究之中[3]，发展出了一整套系统深刻的法律理论，学界一般称作系统论法学[4]。但在社会系统理论看来，社会系统的基本单位是沟通性事件，而事件并不是通过空间而获得定义的实体，而是通过时间的维度获得定义，并不占据任何的物理空间，同时在时间上又有一种瞬间性的特征：它刚出现便已消失，仅仅存在于一刹那。需要说明的是，此处的法律是什么是科学语境下的法律是什么，而非德沃金意义的法教义学语境下的法律是什么。
. 第二种理论范式则是在18世纪出现，受达尔文的演化理论启发，将法律系统理解成某种不断由野蛮向文明进步的体系[7]21。另一方面，它也有助于人们观察到，现代法律系统本身仍然仅仅是现代社会系统内的一个子系统，因此现代法律系统所呈现出来的这些特征与性质，同时也有可能是现代社会中其他功能子系统的性质与特征。法权说讨论权利、权力的财产内容，都是按基本权利的通常分类逐项进行的，面上应该基本覆盖到了，不知秦文仍有相当大一部分是指哪些？按理，作者说到这里应择其要点做些列举，但可惜未直接列举。
这样看来，法权这个名称不能说有多么好，但它可能确实是法学界迄今能找到并用于为其命名的最不坏的名词。秦文在此处对法权说的批评，说到底，是指其提出者拘泥于具体的经验或一已的生活感受，太重视权力，并认为重视权力、强调权利和权力的学科地位不符合在宏观的生活实践层面或时空更为广大的社会生活的经验世界的实际情况。18.法权平衡分为法权体量（或占比）平衡、法权强度平衡和法权体量—强度综合平衡。至于西方反对派领袖握有之权是权利还是权力，则要看具体情况，不能一概而论。
从秦文的表述看，好像如此一来，立法机关就会滥用权力于民商事领域，把私法拉向公法。至于七个基本概念中的最后一个，法的概念可谓一个承载前面六个基本概念之全部形式和内容的筐子或口袋。
不肯定这一点，就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最起码的常识。18.权是一个整体，法权也是一个整体，它们中每一个构成部分的超常扩张或缩减，，都不会只是其自身的事情，而是一定会引起其它部分（一部分或各部分）的变化。如果他不是代议机关或任何其他公共机关成员、不拿公共机关薪酬，只有民间身份，他运用的权就是权利，不是权力。因此，主权意义上的人民的权力，法学上应该放在公民基本权利部分探讨。
处于第一层次的是分别指代和表述不同正面利益内容、正值财产内容及其表现形式的五个基本概念，它们被认定的主要法学特征是：（1）权利：个人利益的法律表现，以私有财产为其物质承载体，在中国法律制度中主要表现为宪法、法律上称为权利、自由的现象，但还包括事实上存在于中国法律制度中，但宪法、法律没有用术语统一概括、比照其他法治国家的制度可称为个人特权和个人豁免的现象。确实，未论及宪法观念的意义和功能是法权说早期的一个疏忽。权的实质是所有这些法现象和法外现象后面的利益内容和财产内容。而且，它们既然分别体现了全部五种财产、全部五类利益和相应的全部五类法现象之一，加在一起构成五分之二，这个地位本身就说明了它们的现实重要性和理论、逻辑上的重要性。
也可以在超越法学意义的意义上说，正义就是每个人不多不少正好得到他/她应该得到的那部分权，且不承担不应承担的任何义务。在欧美国家，以英文为例，显性权力指宪法、法律或裁判文书中用power、authority两个名词表达的公共机关权能。
从水平面上看去，甲山头与乙山头（如权利与权力）确实是分开的，但在水下面它们是连在一起的，上下构成一个巨型冰冻体（如法权）。在权力方面也一样，各国宪法、法律都是突出权力配置，如政权组织形式、政体、单一制、联邦制，这些宪法制度，从文字形式到具体规定，都是纵横向配置权、权力的，较少或很少提到相应的义务、职责。
但逐一考察全文指出的主要缺陷，我感到部分原因是法权说当时的文字载体表达不充分，部分原因是秦文的理解偏差造成的。附带说明，中国宪法、法律和法学论著都广泛使用的权字，在法学论著中长期未被研究和提升为法学概念，但法权说通过确定权的外延、内容，将权的逻辑地位提升到了概念的地位。如果不是在核心领域无力推进自己的研究或有一些应用性考虑，法学基础理论研究人员是不会太愿意做边缘性课题的。法权说的提出者论证此说，起始时的动力其实是因为权利本位复兴范式不具有公法学和宪法学解释功能，他不得不寻找替代品。2.有新概念新名词，才有新的学术思想，因此，中国法律学者应有勇气按理性的要求提出和接受新概念新名词，这是中国法学进步的重要条件之一。2.运用权力识别实质标准，能有效解决用权力识别形式标准无法有效鉴别各种权何者为权利，何者为权力的问题。
例如，当我们论及权、法权、权利、权力分配时，同时就意味着论及相应的利益、相应的财产的分配，而在谈论义务分配时，内容则恰恰相反。法概念的内容为一国居主导地位社会集团的意志及其体现的利益、财产内容。
可以想见，法官和普通正常人通常都不会认同这警官的逻辑。秦文此处显然是在拿一个相对次要的、偶然性很大的因素否定基础性的、决定性因素的地位和重要性。
法权平衡是利用杠杆平衡原理，以宪法法律为支点的跷跷板两端玩家的平衡。[15]至于说权利、权力比义务更重要、更常见，法权说的主要凭据是：权利、权力与义务，客观上有地位差异，实际上前者是主，后者是从。
这不是事实，不符合实际。法权论者一直使用同时也展现在法权分析模型中的权力、权利综合识别实质标准运用了三个具体衡量尺度，其运用结果体现在相应的三点结论：（1）权力是以公共机关或公共机关委托、授权的组织为主体的权能或资格，但不包括公共机关变换身份以民事主体名义运用之权。[29] 梁启超：《论中国成文法编制之沿革得失》，《饮冰室合集·文集第6册》，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1416—1417页。今特撰此文，希望既讨论严肃的学术问题，向秦教授请教，也有助于活跃法学基础性研究的气氛。
13.在一国的特定时段，出于研究和把握法权、权利、权力的需要，应该假定法权的体量在这个时段是静态的、恒定的。法学的基础理论即法的一般理论，它的首要功能应该是合理而周延地解释各种法现象。
（4）权力内部的平衡，包括各级各类公共机关间纵向权力平衡（如中央与地方）和横向权力平衡（如同一国家机构的不同国家机关之间）法权配置状态分法权配置平衡状态和法权配置不平衡状态。将权力概念的范围控制在实在法限度内的安排优于其它选择。
世界范围内看，权力在法律实践和法律生活中的地位同权利的地位相比，不同国家的情况不一样，但两者至少旗鼓相当，而在中国的法权结构（权力与权利之比率）中，权力的体量和强度相对于权利应该说是比较明显的（这很大程度上说是社会稳定的需要）。[9] 从与国际接轨的角度看，通过考证照获得的资格和通过申请官方许可获得的资格是个人特权，在法定条件下个人的违规甚至不法行为可免除法定责任的情况属个人豁免。
13.法律关系主体即法权关系主体，在不同情况下具体表现为权利—权力关系的双方主体，权力—权力关系的双方主体和权利—权利关系的双方主体。有代表性的著作为《国家机构形式论》（1997年武汉大学出版社初版，2014年北京大学出版社第2版）。但是，对紧邻的不同事物做识别的真正困难，不在于识别它们各自的核心部分，而在于区分它们的边缘部分。确立权、剩余权概念符合逻辑与实践相一致的原则。
从这个意义上说，迄今为止，我国还没有可资运用的法的一般理论。权利、权力、法权与义务、法义务之间的关系，同大衣面子与里子的关系，道理几乎完全一样。
[8]应该可以说，这本书记录的和在其后三年又有所发展的法权说，较之在2003年之前论著中的反映，已得到了较大程度的更新和完善。所以，中国法学的研究者不能不重视这种看待基本的法现象的方法。
在引入义务概念后，它们可概括地表述为法权与法义务指向的对象，同时具体表述为权利义务或权力义务指向的对象。对于剩余权，现有的法学论著通常称为道德权利，但道德权利一词能够含盖的外延显得太狭窄。
